首先，1989年最高行政法院Nicolo判例之后，国际条约成为了条例的审查基准，尤其是其中与基本权利相关的部分。
行政法是从程序控权起始的。我们当下所要编纂的行政基本法典，其路径不能沿袭国外传统的过分注重形式法治的模式，而必须特别强调和注重治理实效。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将现今人类社会推入了信息化社会、数字社会。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阶段。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是法治，特别是程序法治。如果只制定单行法而不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可能花上很多年也不可能将所有行政机关的所有行政行为都无遗漏地加以规范。而这就必须通过普遍适用所有行政部门、行政领域的统一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确立相应的制度实现。
201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五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法治中国目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新格局。第一大特色是时代特色。善治的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法律行为是潘德克顿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能将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的脉络关系表达出来，并且一直贯彻到下位概念的最深处。二、中国行政基本法典体例结构的通则性 法典编纂体例是指法典的结构形态，包括整部法典各个部分的联结模式与组成要素。符合回避条件的，应当依法回避。我国行政法律秩序的统一性任务是一个不断过滤法律分歧和避免重复立法的过程，从而实现行政法整体结构上的脉络关联。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载体，承载、协调各项正义价值要素。
整全性的法律观念认为法律是由一套前后一致的正义原则体系构成，可以促进法律的内部一致性，提升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在科学性方面，要尊重行政法治本身的客观规律，发挥行政机关的功能优势，基于行政行为的特性和行政权力运行的本质，设置行政法典的价值标准。法律秩序是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根据法律调整自身的创造而联结成体系，低级规范的内容根据高级规范创立。法治首先是规则之治，即保证形式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良法之治，即保证实质正义性。
法典编纂是为了促进法律的统一与良善，是对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理念的追求。公众参与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应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参与行政管理服务提供必要的条件，对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否采纳予以及时回应。一定的事实和一定的法律效果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可以重复出现，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抽象出共通性的法律规律，就能够建立法律规范内在关联性的体系连接。对此，除了将其写入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条款外，还需专章规定公民的自由权、参与权与受益权等行政法权利。
法律体系既是由外在逻辑联系的制度和规范体系构成，也是由内在融贯性的法律精神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构成。因此在行政行为的概念辐射下，可将行政行为的主体、运行程序、监督与救济机制联动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谱系，实现各个分则编的体系化。
然而，由于行政机构与公职人员在组织配置上的编制有限，加之专业知识的局限，行政机关为了完成国家任务与实现治理效能，必须发展出新的行为样态。私主体实质性地参与公共职能，形成行政法治中公权与私权相互交融的全新景象，被称为新行政法。
而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指导理念的基础上，行动者是以指导理念为基准进行自我定位，并追求特定目标的实现。符合职能分离条件的，应当职能分离。于是，行政基本法典还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立法目的。综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人权保障原则、职权法定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众参与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效能原则和行政应急原则。具体包括行政组织法编、行政立法与行政决策编、行政执法程序编、政府信息公开编、监督行政与行政救济编。在人民性方面，保障人民权利是行政法的根本价值追求，行政法中的授益性行政行为要遵守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负担性行政行为要遵守禁止限制过度原则。
行政法典的效力在行政法律系统中居于最高位阶，对不同层级、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行政法规范具有创制功能，一切行政立法在行政法典的统领下组成一个树状体系。行政法责任是指行政法主体违反法定的职责或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包括行政机关责任、公务员责任与公民责任。
在百年法治建设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在未来，针对各个部门行政法领域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问题，及其与行政基本法典相抵触的问题，应依据行政基本法典的价值理念和规范要求及时进行清理和革新，不断推动形成形体完备、实质融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律体系。
法律的体系化有助于国家整合，形成稳定的法律秩序，塑造共同体的整体意识。价值体系是统一法律秩序的核心枢纽，任何融贯的法律体系内部都有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这种价值体系构成了建立法律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良政之要在于治权，既要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又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然而，综合行政执法实践仍存在诸多合法性问题，尤其是跨区域合作执法是我国特殊地域构造的法治模式创新，但是我国地方立法并不能对机构设置作创制性规定，也无权设定跨行政区共设机关。一套融入民族精神之中的客观价值体系，是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信念的凝聚。法律的真谛并非在历史的开端即被预设，而是在特定的民族历史发展中不断更新与进化的精神性经验。
行政法典在规范公权力机关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还承担着保障公民主观权利的任务。这种各自为政的规定，导致立法的分散和重复。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法治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参与程度，直接决定着法治发展的进程及其广度和深度。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三部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均贯彻了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
秩序是法典的外在价值追求，系统性和通则性的法典保证了社会发展的安定有序，赋予特定领域的制度持久的框架结构是共同体的法治夙愿。法律追求的实质目的就是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固有价值确认。
通则性是行政法典编纂体例之典范，要求采取通则型的基本法典模式，能够为行政法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结构体系和开放的框架秩序。因为诚实守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而且是现代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行政法的体系化可以提升部门行政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和一致性，还可填补行政法律漏洞与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一切行政活动的法治化。此种技艺虽然在外观上表现为法律的形体，但支撑形体有效运行的仍是内在的法律肌理。
在体系化的原理指导下，制定中国行政基本法典，不仅能够促进法治政府建设、规范行政权力行使，还可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提升行政法治信仰。那么，在法典化无处不在的时代浪潮中，我国行政法能否法典化，以及如何编纂成典？虽然民法典的成功制定及其良好社会效应，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有益的环境土壤，但行政法的内容复杂、性质多样，且门类多元、变动频繁，行政基本法典的编纂仍有其独特性。
党的领导入宪，实现了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一方面，法律制度是组建法律规范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透过制度的运行可将各个独立的法律规范串通成一个相互关联的规范体系。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新应用与行政法的深度融合，催生了自动化执法、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数字政务服务等新型行政法治实践。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突出人权的核心价值地位。
